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誘惑偵查及其規制刑事訴訟文書

文章來源:重慶刑事辯護律師   網址:http://zhongte72267.cn/   時間:2015-01-30 11: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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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他刑事文書】[摘要]近年來,偵查機關經常使用誘惑偵查手段破案。但此舉缺乏法律依據,基本上處于無法可依狀态,又容易侵犯人權,法學界褒貶不一,主要有肯定和反對兩種觀點。本文持肯定的觀點,探讨誘惑偵查的合法性、存廢及法律規制問題。

   [關鍵詞]偵查手段,誘惑偵查,法律規制

   随着社會犯罪率不斷上升,為了加大打擊力度,偵查機關頻頻使用誘惑偵查手段。一般做法是,偵查人員根據已經掌握的線索接觸嫌疑人,僞裝要買毒品、宿娼或行賄,在對方同意并開始交易時将嫌疑人抓獲。這種特殊的偵查手段,已被世界各國警察所采用,許多國家的立法也有規定。我國司法實踐中也大量應用,據廣西桂林某區檢察院統計,該院2001年至2002年6月受理的毒品、假币犯罪案件中,有80.85%的案件運用了誘惑偵查手段,大大提高了案件的偵破率和取證的準确度,效果十分顯著,但缺乏法律依據。理論界曾經展開過熱烈的讨論,大緻形成的共識是,可以允許合理使用“誘惑偵查”,但應當禁止誘人犯罪。就是說警方原則上不能設置陷阱,陷害忠良。

   一、誘惑偵查及其合法性問題

   所謂誘惑偵查,是指偵查人員或其協助者為偵破某些極具隐蔽性的案件,根據犯罪嫌疑人的意向提供其實施的條件和機會,或有意創造某種誘發犯罪的情境,待其實施犯罪或自我暴露時,當場将其拘捕的一種特殊偵查手段。類似古代成語故事“欲擒故縱”。

   誘惑偵查有三個特征:一是誘使者必須是偵查機關或其代理人,這是誘惑偵查與教唆犯罪的根本區别。二是誘惑偵查是通過采取種種誘惑性手段,如提供實施犯罪的種種客觀便利條件等,引誘偵查對象進行犯罪。采取誘惑性手段,是誘惑偵查與其它偵查手段區别的特征。三是被誘惑者的整個犯罪過程處于偵查機關的嚴密監控之下,犯罪行為實施時或結果發生後,就是被誘惑者被捕之時,所有的調查取證工作也幾乎同時結束,而且往往是在犯罪現場或者人贓并獲。這是誘惑偵查的最大優點。

   關于誘惑偵查合法與否,法學界觀點不一。肯定論認為:第一,誘惑偵查作為一種低成本、高效率的偵查手段,在我國當前司法資源匮乏、偵查技術落後的背景下,對于打擊犯罪具有重要的意義。第二,誘惑偵查可以有效打擊刑事犯罪,一些嚴重的犯罪,如賣淫、販賣毒品、賄賂、賭博等,運用常規手段難以破獲,因為警方難以獲取有效的指控證據。因此,誘惑偵查成為偵破案件的唯一選擇。第三,誘惑偵查雖然未出自法律的明文規定或明示支持,卻是法律所默許的。《刑訴法》第八十九條對偵查行為的幾種主要方式作出規定,而對偵查機關采取什麼偵查手段,沒有加以限制。從全球情況看,上世紀60年代來,刑事犯罪發生了巨大變化,販毒、賄賂、僞造貨币、洗錢等“無被害人之犯罪”日趨隐蔽化、複雜化,往往實施犯罪時大都有周密的計劃及很強的反偵查能力,對社會公衆的壓力比一般犯罪要大得多。面對這種情形,使用一般偵查技術手段往往不能破獲犯罪案件,偵查線索的發現和犯罪人的拘捕都極為困難,最終使這些犯罪人得以逃脫法網。對付智能化、隐蔽化、組織化犯罪而采用特殊手段是客觀現實的要求。

   否定論則認為:第一,使用誘惑偵查潛藏着公共政策和價值導向的風險。司法機關為了打擊犯罪,必須采取必要的偵查手段,但如果它突破了打擊犯罪之底線,不是抑制犯罪而是制造犯罪,顯然與其初衷背道而馳;更重要是,由此造成的對公民基本權利的侵犯,造成消極的社會影響。第二,誘惑偵查具有違法嫌疑,體現在四個方面:①刑事司法的目的是制裁已然犯罪,維護社會穩定。誘惑偵查卻是以種種誘惑手段去誘人犯罪,這實際上是在制造犯罪,擴大犯罪。②我國刑訴法的任務是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保護公民的人身權利,财産權利,民主權利和其它權利,誘惑偵查卻有可能使一個無辜公民遭受刑事懲罰。③誘人犯罪的偵查人員因其公權行為而得以免責,就算違法行政,給相對人造成損失,也由國家賠償,這違背了罪責自負原則,給濫用職權、感情用事、公報私仇等留下餘地。④刑事訴訟程序的啟動應以犯罪事實的發生為前提,即先有犯罪事實,後有立案偵查,誘惑偵查即是先有偵查行為,後有犯罪事實,違反了刑訴法規定的追究犯罪的程序和步驟。第三,誘惑偵查在實踐中被大量應用,其中不乏陷人于罪之舉,而且,不能排除誘惑偵查在使用中有利益驅動的原因,如設圈套抓賭抓嫖抓娼等,大都意在罰款,這違背了立法宗旨和執法本意,罰款的目的在于教育群衆遵紀守法,而不是為了單位創收或個人福利。

   二、 誘惑偵查的存與廢

   綜上所述,誘惑偵查論争的實質是:如何在偵查犯罪的必要性與維持個人的法律安全之間尋求平衡?一對是打擊犯罪與保護人權;二對是維護個人利益與維護社會利益。如果從打擊犯罪和維護社會利益的價值定位出發,那麼,使用誘惑偵查手段就是正當的;如果從保護人權,特别是保護犯罪嫌疑人個人權益出發,那麼,禁止使用誘惑偵查手段就具有了正當性。然而,我們應當看到,偵查手段必須具備有效性。強制性偵查手段如搜查等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侵犯人權的威脅,而這恰恰是它們賴以發揮威力之基礎。

   對誘惑偵查的存與廢,應當立足于司法資源、社會治安形勢、公民權利意識等國情背景作綜合考慮,不能僅僅着眼于理想主義的公民權利自由保障。社會契約說認為,自由和安全之間存在着沖突和矛盾,個人不可能享受完全的自由和安全。從權利角度看,維護安全所需的公權和保障自由所需的私權猶如天平上的兩端,而影響其平衡的則是社會治安形勢,高犯罪率的社會必然要求公民将更多的自由讓渡與國家,這就意味着公權的擴張,但從根本上說是為了更好地保障公民權益和自由。 1970年美國反黑法和意大利采取“雙軌制”對付黑手黨就是例證。越來越嚴重的黑社會犯罪,迫使政府改變刑事政策,甚至違背法治原則采取特殊措施。因此,誘惑偵查作為公權執法與公民犯罪鬥争的結果,應當受到批判地肯定和尊重。

   即使在法治發達國家,誘惑偵查也經常運用,因為它确實行之有效。美國警察常常使用秘密手段破案,包括化裝偵查、誘惑偵查。例如,在1980年初,美國聯邦調查局進行一項代号“阿伯斯卡姆”行為。某特工化裝成阿拉伯石油大亨向國會議員行賄,結果使數名議員犯了受賄罪。意大利警方曾派“線人”去見米蘭養老院院長基耶薩,因承包工程,當面送給該院長一筆錢(鈔票的号碼事先已經作了登記)。後者将賄金放進辦公桌抽屜後,警方一擁而入,人贓俱獲。基氏被捕後,交代了其所在的執政黨中高級官員從政府工程中大肆受賄的部分情況,意大利反貪風暴由此拉開序幕,一大批高官落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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